林勞斯

一、實例

針對新聞專業倫理－「保護消息來源」而言，以國內著名的「禿鷹案」和美國記者保護消息來源，揭露政治醜聞的經典事件「水門案」為例。

1、禿鷹案

（1）何謂禿鷹案

九十四年年三月十六日股市禿鷹事件爆發，勁永國際股價無量下跌，短期內融券大增，引爆禿鷹說，並傳言有檢、調、證交所、金主與上市公司派等多方人士介入。

　　禿鷹集團僅狙擊「陞技、翔昇、 千興、勁永」，即獲利十點三億多元。若將所有禿鷹集團放空之股票納入計算，社會投資大眾的損失可能已經超過五百億元。其中，勁永禿鷹案牽扯之人員身份廣大，包含媒體記者、股市金主、禿鷹及金融與檢調單位，成為台灣證券史上最離奇的內線交易。

（2）聯合報記者高年億與禿鷹案的關係

  　高年億於2006年4月24日台北地方法院開庭審理「股市勁永禿鷹案」時，堅守新聞專業倫理－保護消息來源的立場，堅決不透露勁永案報導的消息來源，當庭為合議庭依刑事訴訟法第182條「證人無正當理由拒絕證言」之規定裁罰最高額的新台幣三萬元罰鍰，因此成為台灣首位因拒絕透露消息來源，被法院裁罰的案例，之後並連續遭到台北地方法院裁罰共計九萬元。

2、水門案（資料來源：維基百科）

水門事件（Watergate scandal，或譯水門醜聞）是美國歷史上最不光彩的政治醜聞之一。其對美國本國歷史以及整個國際新聞界都有著長遠的影響。

從1972年6月17日詹姆斯‧麥科德等5人闖入位於水門大廈的民主黨全國總部開始，一直到1974年8月9日尼克森總統辭職，《華盛頓郵報》的兩位記者鮑勃‧伍德沃德和卡爾‧伯恩斯坦（Carl Bernstein）對整個事件進行了一系列的跟蹤報導，正是由於他們報導的內幕消息揭露了白宮與水門事件之間的聯繫，從而最終促使了尼克森的辭職。在水門事件的大部分案情被揭露之後，鮑勃‧伍德沃德和卡爾‧伯恩斯坦於1974年和1976年先後出版了兩本關於水門事件內幕的書《大陰謀》（All the President's Men，又譯《驚天大陰謀》）和《最後的日子》（The Final Days），兩位記者在書中詳細記錄了採訪、報導以及挖掘整個事件的全部過程。

「深喉」（Deep Throat，或稱深喉嚨），是美國歷史上著名的「水門事件」中向《華盛頓郵報》透露幕後信息的秘密線人的代號。「深喉」的真實身份一直是個謎，直到2005年美國聯邦調查局（FBI）前副局長馬克‧費爾特（W. Mark Felt）承認他就是「深喉」。

深喉的真正身分是美國政治和新聞事業當中一個最大的秘密，鮑勃‧伍德沃德和卡爾‧伯恩斯坦堅持他們不會透露深喉的真正身分直到他死。但美國雜誌《名利場》（Vanity Fair或譯名為『浮華世界』）報導揭開了困擾美國政界、史學界和普通民眾30多年的謎團，代號為「深喉」的人真名叫馬克‧費爾特，他已經承認，自己就是當年水門事件的線人。在2005年5月31日，鮑勃‧伍德沃德和卡爾‧伯恩斯坦及《華盛頓郵報》前行政編輯班傑明‧班李（Benjamin C. Bradlee）證實，現年94歲的馬克‧費爾特就是深喉。

二、其中的倫理難題

民主先進國家為保障新聞自由，藉以提供人民知的權利，達到監督行政、立法、司法，履行第四權的職責，除非涉及明顯而且立即的國家安全，否則對於新聞記者拒絕透露消息來源，大都予以尊重。 像美國尼克森總統所涉及的水門醜聞案件，就是華郵記者堅不透露深喉嚨，終致尼克森辭職下台，而傳為世界新聞史佳話。

造成新聞界與司法界衝突的主要原因在於：第四權有沒有拒絕證言權？消息來源保密能否作為記者在訴訟中拒絕證言的理由？當記者的專業倫理與法律規定不一致時，應該要先遵守那一個？

保護消息來源是新聞記者專業倫理的基礎，假如記者輕易透漏消息來源，將無人信任記者而不願提供消息，那麼記者在採訪上就會遭遇極大的困難，爾後遇到敏感事件，就難以經由記者的報導而彰顯第四權－監督政府的功效。故為維護新聞媒體在民主政治所扮演的提供人民知的權利、監督政府的第四權職責觀點而言，新聞記者保護消息來源，理應列入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條得拒絕證言的涵蓋業務範圍。

一般的專業人士，例如醫師、律師、會計師等，依據各自的專業倫理以及刑法上之規定，有保密義務，不得洩漏業務上知悉之秘密。在民刑事訴訟中，法律也賦予他們同樣的權利，可以因為他們業務關係而拒絕證言。但是，媒體人士的專業倫理（消息來源保密），在法律上卻沒有賦予同樣的拒絕證言權，造成專業倫理與法律規定的衝突。

我國並沒有任何法律保障記者可以不透露消息來源。雖有立委已提案修正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二條，讓新聞記者有「拒絕證言權」，但仍在討論階段。在現行法律未明訂的情況下，記者是否可以「拒絕透露消息來源」的問題，只能由法院在個案中斟酌記者是否享有拒證權。

禿鷹案中的最高法院裁定指出，新聞自由屬於憲法保障的自由，但仍得以法律限制。合議庭也認為，依刑訴法規定，證人在有正當理由時，有「相對的拒絕證言權」。而衡諸社會秩序、公共利益與真實發現、公平審判及新聞自由的權衡取捨，審理禿鷹案的法官有正當理由詰問高年億，高年億應據實陳述，以維公益。 因此，台灣的新聞從業人員的「拒絕證言權」，並未獲得普遍重視，只能端視裁定法官是否肯定記者需堅守「保護消息來源」的專業倫理價值。

反觀國外，美國聯邦證據法雖未規定新聞媒體人享有拒證權，但卅一個州以及華府所在的哥倫比亞特區皆有類似的媒體保護法，立法規定新聞人員享有拒證權，以保障記者不必透露他們的秘密消息來源。由此可見，台灣新聞記者所受的法律保障，仍有相當大的進步空間。

司法調查為的是公共利益，而媒體記者享有新聞自由，保障消息來源，其目的也是在維護公共利益，但是當兩者之間出現矛盾、發生衝突之際要如何平衡，則是兩難的問題。

三、回應策略

假如我是聯合報記者高年億，在公司會全力支持我的前提之下，而且我有志長期從事新聞工作的話，就會堅持不透露消息來源，捍衛我們所謂的新聞專業倫理。而且，萬一將來不做記者了，還可以寫本回憶錄記錄這段採訪過程，賺點小錢，就跟水門案的那兩位記者一樣。

記者為了不要被處罰而透露消息來源，可能就會演變成大眾不願再相信記者，並提供和透露消息給記者，這對記者來說是最大的傷害，沒有消息來源，如何有新聞；而新聞同業也將排擠你，並不會錄用你，雖然免除了刑責，卻斷送記者生涯，這樣不值得。另外，我們應該繼續作戰，為記者爭取和醫師、律師之類的職業在刑事訴訟法享有同樣的「拒絕證言權」，不要再發生記者為保護消息來源而遭受法院處罰的事件。

但是如果我經過禿鷹案後，將來沒有意願從事新聞工作，想要轉換跑道，那麼保護消息來源的新聞專業倫理，對我來說就沒有意義了。為了明哲保身、為了不去坐牢，我就可能透漏一些事情給法官，或是報社提出鉅額金錢補償，我才願意不透漏點口風。我知道這樣乍聽之下，會覺得真是個沒格調的人說的話，但是活在這個世界上，大家都是出來混口飯吃，為了照顧家人而到處拼搏，因此所謂的專業倫理、格調相形之下，似乎也沒那麼重要了。

＠寫於大四上＠